“河南民间舞”的困惑...

http://za29.cn/2020-06-29 18:55:09
上周省舞协举办了一期“编导大师班”,邀请了蹈研究所所长罗斌老师;北京学院编导系教授王玫老师;著名年轻编导王舸老师;以及舞台美术、灯光大师孙天卫老师;舞剧音乐大师、著名作曲家郑冰老师...。 名师云集,几天来大家深感十分“受用”。聆听名家讲座是一种享受,尽管现场学员们来自不同基层,专业水平和理解力参差不齐,但听课本身是为了让心智在一个学术氛围笼罩的磁场里提升,让现有的专业知识库存完成一次升级。 我已经不再想“创作”的事情了,创作是一项非常难的集成式的艺术工程,本来就不是一般舞者可为,再捆绑上政治......我看还是低下头找一找哪些是自己能做的事情,实实在在一点儿为好,毕竟人生是有限的。 不过听课的过程中还是忍不住思绪,学员们提问最多的是——怎样能使河南本体的创作走出“困境”,让河南这个“文化资源”大省也成为的“大省”。河南界很郁闷啊,常言说“有为才能有位”,若说“”是与人类本身关系最大的、最直接的“艺术”,那么最大的人口大省却几乎被蹈边缘化... 蹈艺术发展起伏跌宕,现今教科书中的“中国民族民间体系”和“中国古典体系”的形成,其实只是在半个世纪前才发生的事情。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诞生时,百废待兴。蹈艺术几乎从零开始寻找起步的方向,当时的“”工作者,一部分来自根据地扭着秧歌进城的革命青年,一部分来自解放、改造、翻身闹革命的传统戏班子。为了发展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,这批当时年轻的工作者们兵分两路,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全国性“文艺采风”大军(即第一届全国歌舞汇演之前的大采风)。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(贾老师也属代表人物),深入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民之间,挖掘当地民俗民风中流传的土著音乐和资源,回去后再对挖掘的素材进行去粗存精、规范整理、重新加工,特别是在经过了“全国文艺汇演”的大舞台亮相之后,被全国各界所接受并推崇,逐步整理成教科书,形成了古今前所未有的、遍布全国的“中国民间标准教材”;采风大军的另一部分人,是深入到各个戏曲团体(主要是国粹“京剧”和“昆曲”),学习中国传统戏曲身段和武功的人,并从中提炼“中国古典舞”的动作语言,创建前所未有的中国古典舞教育体系。随着《宝莲灯》《鱼美人》《小刀会》等等、等等舞剧的出现,以戏剧身段为动作语言的“中国古典舞”样式长期影响和左右蹈的艺术欣赏思维。《小刀会》主演舒巧老师早于84年就说过令人震惊的话:中国“古典舞”体系自建立的那天起,就是“先天性语言功能不全”,是一个大大的失败!那么仅仅“古典舞”有问题吗,“民间舞”有没有呢? 就在中国文化艺术最初的那个春天里,蹈进入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辉煌时期——的“风格化语言”的形成和定位时期。通过采风活动,艺术家们从游走于民间的老艺人身上挖掘代代传承的技艺;从各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发现他们的体态差异;从各区域人文生活习俗的不同发现他们的心理差异,因此有了我们后来看惯的藏人拖着沉重脚步、半弓脊背、摇摇摆摆的“旋子”舞步,蒙族人高挺胸脯、傲视群雄的“大汗子孙”身影;彝族、苗族和土家族等等穿梭在山涧崎岖小道上、维持身体平衡的“摆手”体态;维族人放荡不羁的“西式”浪漫。在采风活动促成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歌舞大汇演中,全国各地、各民族的民间“风格”在汇演中整体亮相,迅速被社会认可,成为现今中国各民族民间的“代表性”语言。这其中除了蒙、藏、维、朝鲜等特点鲜明的民族外,还有许多小民族和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汉族,如山东胶州秧歌的“小曼”、东北秧歌的“拔泥步”、安徽花鼓灯的“三点头”、河北秧歌中的“撇扇”等等一大批优秀“风格元素”,都为后来中国民族民间教科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不仅使中国民族民间语言的“风格化”达到了制高点,更让普通中国群众认识了属于自己本地区的“”。 ‍ 然而,还有一个现在看来令人遗憾的事情也随之而来,庞大的中原——一个被称为“文化摇篮”的地方,却由于在当年大采风时没有像样的“团队”、没有能挖掘出像样的“素材”、也没有整理出像样的“节目”,因而一步之差步步落后,直到现在,几乎成为被艺术边缘化的地带,多么可悲可叹。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方,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,它怎么会没有??当我在民间看到与安徽花鼓灯一样的豫南花鼓,当我看到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到处残留的秧歌舞原型,与“小曼”“鼓子”等并无两样时,我终于明白,中国民间(主要是汉族)的地域划分其实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,就像当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“抢抓机遇”一样,机不可失失不再来,而这个“机”焉知不是“抢”来的?“花鼓灯”等的表演样式第一次被搬到建国后的歌舞大汇演舞台之日起,节目名称的地域前缀犹如一顶美丽花冠,让当地人受用了半个多世纪,“花鼓灯”从此别人不敢问津....此类事例多的数不清。在此我还想提一下“秧歌”这个汉族特有的、常见舞种。“秧歌”是汉族最最普遍存在的民间舞形式,走遍中原大地无处不在,然而当我想以专业人士的眼睛,寻找到不同于其它地区的,只属于中原人特别是河南人的“原型”时,我发现,当今的民间舞“教科书”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属于汉族文化的共享资源地域化了,这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。就说“秧歌”,信阳罗山一带流传至今的一个民间习俗“锣鼓闹秧”活动,有史料记载:乾隆四十年(公元1775年)刊印的《武林新年杂咏》“秧歌”条诗序确认清代的《秧歌》,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描写《秧歌》的诗,如“插秧时未至,先听踏歌行。挝乱细腰鼓,唱高丰岁声。”这里所谓的“踏歌”,实际上就是插秧时唱的《秧歌》。“秧歌”随着流传和发展逐步成为一种广泛的广场和街头表演的民间,甚至走进清代的茶馆和戏曲舞台,从广场进入剧场,从自娱性的民间舞,发展为一种表演艺术,例如东北的二人转、湖南的花鼓戏等等,这些舞台剧种都是在“秧歌剧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 ‍ ‍‍‍从信阳的“锣鼓闹秧”活动中能够清楚看到“秧歌”的本来面目 :“农者每春时,妇子以数十计,往田插秧,一老槌大鼓,鼓声一通,群歌竞作,弥日不绝,谓之秧歌”。可以看出,“秧歌”是插秧之前的一个盛大仪式: ‍ “岁,农人连袂步于田中,以趾代锄,且行且拨,滕间(田埂上)击鼓为节,疾徐前却,颇以为戏。”这说明在插秧时不但击鼓唱歌,并且还配合音乐的节奏,时快、时慢、前进、后退地“舞”起来了。在插秧、薅秧时击鼓唱“秧歌”的风俗充分体现了豫南水乡的特色风情,配合着插秧的劳动场面,田野鼓声隆隆,高亢激越的歌声在田间回荡,手中的扇子是表示“风调”,领舞的“伞头”则是表示“雨顺”,一年能够“风调雨顺”是广大农民的心愿,人们世世代代以这种形式预祝丰收的。‍ 说这些不为别的,只是为“河南”当年失去一个最佳认证自己的时机感到遗憾,如果当年是河南的艺术家将“花鼓灯”或者“踩花跷”“鼓子秧歌”...搬到舞台上首次亮相的,那现在就不知又该是个什么光景呢。 可惜历史的无情在于永远没有“如果”。而悲剧的深刻在于后人重新解构这一个“如果”...
去日本留学硕士发了1篇SCI https://www.liuxue.com/lxnews/030728930/